编者的话：“在过去数十年，孤独已从个人不幸升级为一种社会流行病。”英国工党议员雷切尔·里弗斯2017年底说出这番话时，正是她领导的“孤独委员会”刚完成孤独问题调查报告之际。很快，时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应报告建议，任命了世界上首位“孤独大臣”。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多国采取封锁措施，孤独问题加剧。去年，日本自杀人数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新高，一个月前，日本政府也设立了“孤独大臣”。受孤独困扰的绝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的民众。在世界多国，“一人家庭”越来越普遍，邻里关系越来越疏远;技术进步为远程工作、即时通信带来便利，也让人们面对面交谈的时间在减少。这些都给孤独感埋下隐患。2020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令全世界绷紧了弦。正悄然蔓延的孤独问题同样值得警惕，有研究称，它对人体的危害“比每天吸15支烟严重”。
从孤独到“孤独大臣”
《环球时报》记者生活在伦敦西区的一个小镇，人口不到两万，其中70岁以上住户占近四成。邻居琼今年77岁，丈夫去世后一直独自生活在三居室的房子里，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因患病很少外出，另外一个每月来看望母亲一次。记者两次受邀拜访老人，看到她将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却也能从中体会到她的寂寞。
琼告诉记者，她常常站在窗前观察周围人家的进进出出，这是她的消遣方式之一。但琼不会总是和邻居打招呼聊天，因为按照英国人的生活习惯，见面交谈最好事先打电话或发信息预约。琼说，如果真把邻居请到家中，她不知道能有多少话题可以畅谈。
在英国，65岁以上人群中大约有1/3独居。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英至少20万老人在一个月内没有和亲友说过话。不过，任何年纪都可能受困于孤独。“无论年轻还是年长，孤独从不歧视任何人。”创建“孤独委员会”的英国已故国会议员乔·考克斯曾经这样形容。英国国家统计局去年4至5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260万英国成年人“经常感到孤独”。
去年3月英国“封城”之前，《环球时报》记者在伦敦市区一家酒吧碰到独自坐在墙角饮酒的怀特，他在一家啤酒厂工作了20多年，不到50岁。怀特开玩笑地说，自己最不稀罕的其实就是杯中酒了，因为工作时总会闻到，但如果不在酒吧待着，他又不知道去哪里。“年轻时错过了婚娶的机会，我一直独自生活，”怀特说，“随着工厂机械化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工友们越来越少，我能聊天的对象只有收养的流浪犬。”
大约十年前，《环球时报》记者在伦敦地铁站等车时，一名老妇颤颤巍巍地走来，见她没有站在身后排队的意思，记者便礼貌性地后退几步，没想到地铁驶近后，她纵身跳下。作为目击者，记者到警察局录口供，与警员交谈中得知，这样的情况几乎每月一宗，自杀者的年龄与社会身份各异，很多都有孤独或抑郁背景。
“有研究已经证实，孤独比每天吸15支烟对人体的危害更大。”曾任英国最大老年人慈善机构Age U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罗宾逊说，孤独是一种“无声的流行病”。香港01网站说，负面情绪会影响身体健康，有数据显示，一旦陷入孤独状态，患冠状动脉疾病风险增加29%、脑中风风险增加32%。
“孤独是现代生活的悲哀，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2018年，时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决定设立“孤独大臣”这一职务。英国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孤独带来的挑战，首先要归功于乔·考克斯，她2015年当选国会议员后，便成立跨党派小组“孤独委员会”。
考克斯出生在英格兰北部一座小城，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于剑桥大学。然而刚进入大学时，考克斯深受“文化冲击”，开始被孤独感包围。“来到剑桥我才意识到，你来自哪里很重要，你的口音很重要……你认识谁很重要。”考克斯曾对《约克郡邮报》讲述道，“我的口音不对，我不认识‘对的人’，暑假里我在爸爸的工厂里包装牙膏，但同学都在享受‘间隔年’。”
考克斯另一段倍感孤独的时光是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独自”在家。“我只想和一个成年人有一点正常的谈话。”她经常对妹妹利德比特这么说。
考克斯自身的经历令她在从政后特别关注孤独问题。不幸的是，她因反对“脱欧”在2016年被一名极右翼分子射杀。之后，“孤独委员会”由考克斯的妹妹和朋友雷切尔·里弗斯接管，并于2017年底发布调查报告，要求政府设专门职位来解决孤独问题，这便有了后来的“孤独大臣”。
2018年至今，英国共迎来3名“孤独大臣”，其间，政府提出“终结孤独倡议”。消防队也开始接受相关训练，除了查看民宅的防火安全，还要注意住户是否有“社交隔绝”的现象。英国政府还投入1150万英镑建立“共建联络”基金，用于126个社会公共项目，比如培训年轻人如何陪伴老人，帮助老人熟悉数字化生活。
近年来，更多致力于“终结孤独”的民间机构在英国成立。比如名为Open Age的组织每周在伦敦市中心组织上百种活动，包括缝纫团体、时事讨论会、阅读俱乐部、体能锻炼、电脑班。该组织成员也会上门探视，想办法让独居者出门走走。
“我肯定是要‘孤独死’的”
“我肯定是要‘孤独死’的。”《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刚开始，森田就这么说。现年52岁的他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收入还可以，长相也不错，“曾经离结婚很近”，却由于种种原因单身至今。母亲过世后，森田与80多岁的父亲、十几岁的宠物狗小梅一起住在东京郊区。
“年轻时经常和朋友聚会、出去玩，不用为家里的事情操心，没尝过孤独的滋味。随着年龄增长，朋友各自组建了家庭，联系越来越少，一个人的时间多了，就开始胡思乱想，”森田对记者说，“前阵子父亲因病住院，我深夜看着垂垂老矣的小梅，就想到不久后，这个世界上再无我的亲人，一股恐惧感顿时涌上心头。”
“孤独死”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于日本媒体报道中。日本《朝日新闻》引述一项调查称，如果以“在家死亡两天以上”定义“孤独死”的话，那么日本每年大约有2.7万人以这种方式离世。去年11月，日本民间机构“孤独死对策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孤独死”的男性平均年龄是61.6岁、女性60.7岁，男性死者人数是女性的5倍，死因主要有患病、自杀、事故等。
令《环球时报》记者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正在日本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宫本也发出“就算我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感叹。“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她说，上大学后，一直是自己租房住。日本大学几乎没有学生宿舍，独居是主流。
宫本的博士课程已进入第4年，为尽快完成论文，她不得不长时间闷头“做学问”，以前遇到问题还能和导师面谈，但如今由于疫情的关系，为数不多“和人说话”的机会也被发邮件取代。为防止感染新冠病毒，宫本还把研究场所从图书馆转移到家中。“彻底见不到人了，”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论文写不下去时，我会一个人去唱卡拉OK、吃烤肉，生活里的任何环节都可以不用和第二个人接触，省去了人际交往的麻烦，但孤独感也在加重。”宫本有时也会翻看手机通讯录看看能联系谁，但在日本，承认自己孤独似乎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所以她最终宁愿在网上搜索“如何对付孤独”，也不会主动联系别人。
2020年，日本自杀人数创下11年以来新高，达到20919人，是日本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的两倍多，其中以女性和中小学生(截至去年11月为440人，创下30年以来的纪录)人数增幅最大。
有分析称，上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人很重视邻里交流，会参与到某种社群中。但之后，社会逐渐转为以小家庭为主，邻里关系因此越来越淡薄。而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社会隔离加深了日本长期存在的孤独问题。有日本学者亦观察到，“孤独死”现象会在重大灾害发生后出现显著恶化，比如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也有这样的趋势。
今年2月，日本首相菅义伟效仿英国，任命坂本哲志为“孤独/孤立对策担当大臣”。日媒报道称，政府计划从厚生劳动省、文部科学省等部门抽调约30人参与“孤独与孤立对策应对办公室”的工作，预计夏季出台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方案。对于这项举措，《东京新闻》在社论中说，坂本哲志只是兼任“孤独大臣”，要想有力推进各项政策，菅义伟的指挥格外重要。而且，孤独问题存在仅凭行政力量无法介入的部分，政府必须与个人紧密合作，制定“不会遗忘任何人”的应对措施。
谈及打算如何解决自己的孤独问题，森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打算再养一条狗。他说，日本社会把“不给别人添麻烦”视为“优良传统”，不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是在互相麻烦中增进的。森田虽然懂得这一道理，但他仍然害怕“突然发信息，打扰对方的生活”。而宫本则决定再给自己一年时间，如果拿不到博士学位，她就退学找工作，“总之要先融入社会，或许这是告别孤独的一个办法”。
技术，“不完美的解决方案”
德国《焦点周刊》曾报道说，孤独正在全球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欧盟委员会在2019年进行了一项专题调查，按照结果推算，欧盟可能有约4100万人感到孤独，这一结果令各成员国政府都感到吃惊。在保加利亚，约20%受访者表示受到孤独感影响，希腊、匈牙利、法国等国家这一比例超过10%。
《明镜》周刊近日称，德国经济研究所去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有超过800万民众经常或总是感到孤独。德国汉堡大学在2018年的研究中列出容易产生孤独感的群体：生活在偏远地区;身体状况不佳;收入低。专家认为，如果一个人收入不高，那么会影响其社会关系，因为他很可能不喜欢拜访或接待他人。即使与亲友聚会，低收入者也可能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德国社会学者马塞尔·哈森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孤独带来的问题包括增加医疗费用支出、削弱社会凝聚力。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健康保险公司信诺去年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每5个美国人中有3个人以上感到孤独，越来越多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感到被冷落、不被理解、缺乏陪伴。人们或许认为老年人最孤独，但该研究显示，“Z世代”中感到孤独的人数比例最高，“婴儿潮”一代中的比例最低。
疫情加剧了人们的孤独感。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发布去年10月调查的结果显示，1/3以上的美国人表示在近4周时间里“经常”感到孤独，该比例明显高于疫情前两个月的数字，当时是1/4。在受访者中，61%的18岁至65岁受访者表示“非常孤独”，而55岁至65岁的该比例是24%。另外，抚养年幼孩子的母亲们也是“最孤独”的人群之一。
美国《时代》周刊形容，为应对孤独问题，技术成为一种“不完美的解决方案”。疫情期间，Zoom等视频通信平台突然走红，几乎所有社交媒体都强调自己是与朋友保持联系的渠道之一，一些社区团体也在积极利用数字通信。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受益于”数字化互动。《时代》周刊称，多项研究发现，视频聊天和即时通信等工具有助于排解老年人的孤独感，尤其当他们独居时。但是在年轻人群体中，减少使用社交媒体反而有利于降低孤独感，他们经常因友人“刷手机”而感到被冷落，或者认为这取代了宝贵的面对面交流。信诺去年的研究显示，频繁使用社交媒体者感到孤独的比例比不经常使用者高15%。
【环球时报驻英国、德国特约记者纪双城 青木 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丁雨晴】
阅读更多内容请参见今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或下载登录新版“环球TIME”客户端。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