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宗的中国观，推动了中国走向“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的进程

金朝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典型，起初金人因文化落后而遭到中原政权的轻视，却凭借极强的战斗力灭亡北宋，入主中原。在统治中原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吸收学习汉文化，金人的文化水平逐步提升，由此产生了证明政权合法性的政治需要，成为催生金朝中国观的直接原因。

为了满足这一政治需要，金人援引汉儒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的理论，初步形成了以自称中国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意识。随着金朝国家的发展和统治者的更替，这种中国意识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

从金熙宗期望通过汉化改革塑造中国正统形象，到海陵王企图通过武力统一来获取中国正统君王身份的认可，再到金世宗对中国圣王之道的追求、金章宗对正统地位的争取和强调，最后在金末国难危重的背景下突破性地生出不分华夷皆中国的大中国意识，金人的中国观不断发展变化且愈发强烈和深化。

对金朝的影响

一、对金朝内部的影响

金世宗中国观的核心是德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世宗即位后极力主张文治，彻底推翻了海陵王的暴虐统治，结束了与南宋长年累月的战争，给金朝社会以休养生息的契机，重新将金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导入了正轨。

政治上，金世宗推行的吏治改革招揽了众多有才干的人为金朝效力，按政绩升迁和定期考察的举措保证了金朝政治的井然有序和廉正清明。

经济上，金世宗采取休养生息和鼓励农桑的政策，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使金朝的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而且也增强了人民对金朝统治的认同感。

文化上，金世宗在推行汉化的同时极力维护女真传统文化，看似矛盾的两种政策实际上反映了金世宗在统治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力图维持多元文化交融和民族特色留存之间的平衡，这也使金朝的中国性不断增强。

金章宗时期，金朝内部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来自蒙古、南宋的双重威胁都是刺激金章宗以正统论为核心的中国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金章宗致力于塑造金朝的中国正统形象，通过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将金朝的礼制、官制归入中原制度体系，逐步形成中国式政治。

面对女真族汉化趋势无法阻挡的现实，尽管金章宗仍然坚定地维护女真传统文化，但也不得不被迫放弃一部分抵抗。

二、对金朝与其他民族政权间往来的影响

随着金朝中国观的不断发展，金人在与其他民族政权的往来中逐渐形成了上位者的优越姿态，主要体现为：

其一，金人认为金是正统的中国王朝，并且在政权往来中自称中国。关于金人自称中国的史料最早见载于海陵王时期，到金世宗时期这些记载已经屡见不鲜。金时族

如大定年间，面对蒙古部落的时常侵扰，世宗欲发民穿深堑以御之，大臣李石和丞相纥石烈良弼都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这里的中国有用之力显然是指金朝可征用的民力。

至金章宗时期，对金人自称中国的记载就更为普遍，金为中国的理念逐渐发展成为金人的共识。

如西夏遭蒙古进攻向金朝求援时，章宗拒绝道：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此处中国同样是指金朝。另外，对比金世宗帮助西夏铲除叛臣之事可以看出，金章宗在面对强敌自身难保之时，已经无暇顾及怀抚万邦之任，而是更加强调金朝自身的中国正统地位。

其二，金人以汉、华自居，视南宋、蒙古为夷。华夷之辨是儒家学说中用以区分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论，主要表现为贵华贱夷。相比坐拥中原的汉人来说，起源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显然属于儒家观念中夷狄的范畴，而且由于文化极其落后被认为是夷狄中最微且贱者也。

女真族的首领在与中原王朝往来的过程中受汉文化影响，逐渐意识到这种由文化差异带来的轻视鄙夷，因而努力吸收汉文化以提升女真人的文化水平，企图摆脱微贱的夷狄身份。

金熙宗在位时期南宋向金称臣，更加助长了金人称华的信心，以至于大定年间朝廷拟定熙宗谥号时以蛮夷率服曰威解释威字，这里的蛮夷率服无疑指的是臣服于金的南宋，可见此时金人心理上已经以华自居，而视南宋为夷了。

对后世的影响

一、对金朝后期金人中国观的影响

在蒙古的强势进攻之下，金朝后期可谓国难深重，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反而刺激了金人中国意识的爆发。国难临头之时，金朝治下的各民族不再纠结民族矛盾，而是凝聚为一个保家卫国、共抗强敌的整体，家国认同感空前强烈，以金为中国的意识愈发高涨。

金人产生了以德论正统的思想，这与金世宗有德即中国的观念基本一致，或可认为是受到了世宗中国观的影响。

这种思想迅速在金朝朝野之间普及，从宗室大臣到文人士子以至于普通军民都理所当然地以金朝为中国正统，如赵秉文于宣宗贞祐南渡前上书陈言：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大约谓中国无古北之险则燕塞，车驾幸山东为便。并在草拟的《宣宗哀册》中以戎马南牧，华风不竞形容蒙古侵金之行。

继赵秉文之后，元好问成为公认的金末文坛盟主，其中国观的形成深受座师赵秉文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其观念中金朝即为正统中国，这点直接反映为其作品中大量出现以中国、汉称呼金朝的措辞，如其称赞赵秉文时所言：人知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为中国百年之元气，认为赵秉文的思想能够代表金朝立国百余年的民族精神。金时族

然而在金亡国之后，元好问在经历了一番艰难的心理抉择后，其中国观发生了突破性的变化，表现为其不再将中国的范围局限于金，而是将四海之内皆归为中州，形成了一种极为宽泛的中州一体观念。

二、对元朝和清朝的影响

金朝的中国观尤其是后期萌生的不分华夷皆中国的大中国意识，必然对元明清时期中国意识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金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多民族共存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汉儒贵华贱夷的种族区分只会引起民族矛盾，因此金朝后期不分南北、不辨华夷的中国观实际上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民族间的隔阂逐渐消泯，民族凝聚力增强，为元朝结束各民族政权长期对峙分裂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金朝中国观的发展对元代史书的修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脱脱等人在确立修史方案时几经争论，最终决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种认为宋、辽、金同属中国的观念，明显受到了金末不分华夷皆中国的中国观的影响。

其次，对于同是女真人建立的清政权的民族思想，金朝的中国观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雍正帝已经形成了四海之内皆中国的意识，并具体体现为华夷一家思想，这与金末不分华夷皆中国的思想如出一辙，很难说不是受到了金朝中国观的影响。

总而言之，金朝中国观的演变符合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需求，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不同民族的交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间接推动了中国向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