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为子累，家因儿散
爸爸住进ICU大概一周后，我劝妈妈回家休息一晚。夜里到家不久，妈妈接到一个电话，窸窸窣窣说完，转头对我说：“你三表哥去医院了，见我们不在，就回去了。”
“他来做什么?”
“你大姨说你爸爸出这么大事，也没个亲戚过去帮忙，在医院里守一守，就叫你三表哥过去守一晚。他来这一趟，要记得把来回路费给他，他没有钱。”妈妈拉开随身背的小包，里头有平日买菜留下的几叠零钞。
我没说话，拿手机刷到三表哥几十分钟前发在朋友圈的一张自拍照，背景是重症监护室的大门。
四十多岁的他虎背熊腰，T恤扎进裤腰带，臂膀上裸露半截青紫的文身。高颧骨，厚嘴唇，脸上凹凸不平，隆起的肌肉虬结——这样一张粗犷的脸，对着镜头矫揉造作地笑，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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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姨一生最荣耀的事，就是生了3个儿子。“肚子争气”——这是街坊们交口称赞又艳羡的说法。他们个个出落得高大壮实，待成年讨得媳妇，开枝散叶，以后膝下子孙环绕，自是极有面儿的事情。
大姨家在老街黄金地段，两层的房子白墙黑瓦，门前人流如织，是当年我们这个贫穷的南方小镇上村民赶集、物资交易的中心区，大姨父就靠着这间门面做板材生意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时候的钱是真值钱，1毛能掰成10分花——1分钱能买一根小孩眼馋嘴热的冰棍。但大姨家已经不差钱了，不同面额的硬币、纸币从柜台前头哗啦啦涌进。
80年代末90年代初，小镇上的多数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可大姨随便从指缝漏些给儿子们当零花钱，都够寻常人家吃上十天半月。比如我的三表哥，一天的零花钱是5至10元，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南巡讲话过后，小镇依旧和谐平静，但在远房亲戚的大力鼓动下，大表哥与二表哥率先去了北京。两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浑身是使不完的劲，一去便如游鱼进了江海，赚了个盆满钵满。
爸爸曾对我说：“你的两个表哥确实敢做大事，(他们)挑了个要搬迁的老商场，在商场外头摆个卖鞋的摊子，打出‘拆迁大甩卖’的牌子卖鞋。这些鞋都是从温州批(发)的，顶便宜的货，摆到摊子上，北京人围了圈圈抢着买，一双鞋多的能赚到10块!”
大姨家的运势很快进入了鼎盛时期。1993年，大表哥与二表哥在北京的生意已经忙不过来，43岁的大姨与大姨父，带上刚满10岁的三表哥，一同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
等待大姨的，还有大表哥家刚出生的孩子——进货、带孩子、煮饭，是大姨到了北京后的全部生活。
两个表哥继续开疆拓土，寻遍北京待拆迁装修的老商场，承包之后，再将数十上百个摊位租给外来人员摆摊。他们也进假冒的首饰、塑料百货，一切能想得到的货品卖，全场2元一样、5元一样到10元一样不等，生意火爆到难以想象。等北京的商场无法扩张后，他们又寻到湖北和周边省市，如法炮制，甚至做出了有品牌的平价商场……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大姨一家人是被神化了的人物。隐隐记得有一年过年，大姨回来了，她裹着一件巨大的貂皮大衣，整个人被淹没在华丽的皮毛里，露一双上挑单薄的眼。
二表哥与二表嫂新婚，生下了儿子，也一同从北京回了老家。我们这些小孩被勒令噤声，远远避到一边玩去，但大姨家的小孙子却不一样，他被大姨搂在怀里、坐在席上，白嫩的面皮，戴了一顶极洋气的夹棉虎头帽。
妈妈塞过去的红包鼓鼓囊囊，孩子的小手锵锵抓牢，大姨推拒了几下，拗不过母亲的蛮力，便把红包收到小孙子的兜里去，她低头拉长嗓音哄：“姨妈给你买糖吃的，要说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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