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多年前，金朝的汉人“宰执”们，为金朝续命出了多大力？

金朝（1115——1234年）是由女真族在中国北方建立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金朝具有前承唐、辽、北宋，后启元、明、清的重要历史地位。金朝政治制度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点，在兼容唐、北宋、辽三种制度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女真族的特点。

金代官僚集团是由多民族所构成，在保证女真官员掌握军政大权的前提下，任用了汉、渤海、契丹等族官吏，其中汉人宰执在金代行政管理体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金朝中央政治制度经过由勃极烈制向三省制的变革，到海陵王朝确立一省制，一直延续到金末。在金朝省制发展的过程中，汉人宰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到金末特殊的政治形势下，汉人宰执呈现出新的特点。

金末统治者擢拔汉人宰执的原因

擢拔汉人士人是金末统治者任用宰执的一项政策。作为金朝民族人数最多的汉人，开始受到了在金代前所未有的重视，先后有21人一共出任宰执中的35个职位，共有4人出任宰相职务。这与金末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1、金政权统治的需要

作为金朝统治者的女真人，在建国初期，依旧保留着自身的特点，彪悍、好骑射。虽然有武力上的优势，但是若想统治比自己先进的民族，并且让被统治民族为自己效忠，就必须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

特别是金末在面对蒙古入侵的强大压力下，金朝初年赖以灭辽征宋的猛安谋克在蒙古的打击下已经趋于瓦解，女真贵族的腐朽堕落已经无力抵御蒙古的入侵，面对着这种危机局面，仅仅依靠女真人自身的能力无法完成抗蒙保国这一重任。于是，金末统治者便大批的开始启用汉人官员，一批才能出众的汉人宰执应运而生。

2、汉人宰执良好的素质

自金太宗朝开始，女真统治者通过科举渠道吸纳汉人士人为官，金末出任宰执的汉官正是在世宗、章宗朝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他们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对历史的兴衰治乱比较精通，在受到金朝统治者的重用后，参与制定政策，对金末的危机政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些汉人宰执科举及第后长期在基层为官，积累了大量的执政经验，出任宰执后，在金末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下表现出较强的应对能力，使得金末统治者不得不任用这些能力较高的汉人宰执。

3、汉人宰执对金朝的忠诚

金朝自入主中原后，始终存在着女真族与汉人之间的矛盾。但是，金朝经过将近百年的发展，伴随着金朝封建化的改革，以及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汉人对金朝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金初一些原辽朝汉人官吏为谋求高官厚禄投靠女真人，一些原宋朝汉人官吏为求生保命不得已而仕金，这一时期许多汉人官吏随波逐流，见风使舵，到了金末广大汉人官吏已经认同金朝女真统治集团，在金末无论是在抗蒙战场上，还是在政治动荡，权力交替中捍卫皇权的斗争罹难的汉人宰执多达7位之多，没有任何一位汉人宰执归顺于其他政权。

可见，汉人宰执对金朝的忠诚是其受到统治者任用的必要条件。总之，金末女真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免受亡国之难，启用了一大批汉人士人充当宰执。

汉人宰执以其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行政才能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重用，在金末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金末统治者对汉人宰执的笼络

金末统治者出于巩固和加强统治基础的需要，擢拔大批汉人宰执加入金朝统治的中枢，为了使汉人宰执尽心尽力为金朝的统治效力，女真统治者对占有重要地位的汉人宰执通过封爵赏赐、升迁职务和追赠优恤等方式对整个汉人宰执集团进行笼络。

5、金末统治者对汉人宰执集团权力的限制

金末统治者出于女真民族统治的一贯立场，在笼络和团结汉人宰执的同时，并没有赋予汉人宰执很大的权力，如汉人宰执很少参与王朝的重大决策，不能掌控军权。

汉人宰执的职权主要局限在中央的政务上，一些属于宰执集团的职务，被统治者间接地剥夺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近侍政治对宰执集团的冲击。其二，改革机构，制约宰执权力。

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既做到了充分发挥汉人宰执的政治和文化经验，又使汉人宰执在对于军政、重大事项上没有决策权，又受到近侍机构的监督。

金末汉人宰执的素质

金熙宗三省制改革后，“宰执”便成为了金代统治集团政治活动中的核心人物。“宰执”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政策的制定，决策的合理性，政权的稳定。

金末汉人宰执的政治素质

金末汉人宰执的政治素质，与金末历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金末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抵抗蒙古侵略，平复国内各种不稳定情况，解决经济衰退等诸多问题，急需一些有识之士辅弼君主。金末三朝之所以能够在强大的蒙古政权打击下坚持20多年，与金末汉人宰执的政治素质密切相关。

良好的大局观，敏锐的洞察力

金末混乱的政局，内部充斥着权臣武将弑君专制，高官谋逆；外部又有着强敌压境。需要执政者具备对局势审时度势的能力，可以说，金末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对当朝宰执的大局观和预判力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金末汉人宰执的政治素质表现在如下方面：

1、对迁都汴京的见解

贞祐二年（1214）三月，蒙古大军再度兵临中都城下，虽然金朝以陪送公主和大量金银财宝的代价换取了蒙古的暂时撤军，但是，自卫绍王朝蒙古铁骑两度兵临城下，金宣宗十分恐慌，于是迁都一事提上日程。关于是否迁都，往哪里迁的问题，金朝统治上层有着不同的意见。

反对迁都的官员以左丞相徒单镒为代表，认为“固守京师，策之上也”。但是，以宣宗已成惊弓之鸟，不想再经历兵临城下的恐惧，已决意迁都。

虽然迁都汴京受到了诸多史家的诟病，但是，如果客观的分析当时的情况，迁都汴京也不无道理，金宣宗南迁开封是金王朝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是为了延续统治而做的相对正确的决策”。金末汉人宰执在这次迁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反对向宋、夏开战的见解

关于金与宋、蒙、夏之间的和战，早在章宗泰和末便有人论证。泰和八年，宋人兵败受盟时，参知政事王维翰在泰和末就窥探出了蒙古将是金朝日后的主要威胁。

宣宗在“贞祐南渡”后，基本上丧失了对黄河以北地区的实际控制，国土日益狭小，然而，此时的宣宗不但不思抗蒙之策，反而听从术虎高琪的主意，贸然的侵夏犯宋，要想达到“以广疆土”的目的。对于宣宗的愚蠢之举，汉人宰执大多持反对态度，认为应尽快结束与宋的战争。

事实证明，汉人宰执的进言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宣宗与女真权贵们却没有采纳汉人宰执的正确意见，最终导致“贞祐用兵，生灵涂炭”的惨烈局面。

3、甄别谋逆之臣

王朝是否兴盛，与当朝者对官员的任用关系密切，金末先后发生过两次大规模针对皇帝的兵变，即纥石烈执中弑杀卫绍王、蒲察官奴欲谋害哀宗。这与统治者用人不慎有直接关系。

纥石烈执中危害金末朝野，早在章宗之时，时任御史中丞的孟铸就曾对章宗偏袒纥石烈执中的行为直言进谏且言辞激烈，并预言纥石烈执中必将谋反。遗憾的是，卫绍王未能听从汉人宰执的意见。最终，纥石烈执中谋反弑君。

哀宗朝蒲察官奴虽然抗蒙中有功，然而当哀宗迫于蒙古兵锋逃离汴京时，蒲察官奴由于权欲熏熏，李蹊、张天纲等汉人宰执察觉蒲察官奴有谋反迹象，并上报哀宗，但由于哀宗未能采纳张天纲的意见，最终导致了蒲察官奴的叛乱，同时，这也反映出张天纲等汉人宰执敏锐的洞察力。

4、体恤民瘼，直言进谏

自古儒家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爱民的思想，深受儒家教育科举出身的金末汉人宰执也同样具备着这种爱民的思想。无论是在地方做官，还是任职于中央，金末汉人宰执始终践行着民本的思想。

高汝砺，无论任职于中央还是在地方为官，都能够体恤民间疾苦，针对金末的一些危害百姓的一些弊政，高汝砺都以奏疏的形式上奏劝谏，主要有《请通检贫富疏》，《谏岁检民田疏》，《请减免河南添征通宝疏》，《谏榷油疏》等，其中言辞中肯，表达了为民着想的观点。这些多为宣宗所采纳，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总而言之，金末汉人宰执成为金朝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之一，是金朝女真贵族和汉人地主阶级两大政治势力在根本利益一致条件下的产物。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朝社会多民族长期杂居共处，相互融合，在金末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各族共同为延长国祚而努力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