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多年前，金朝明明实行了“民族融合”，为什么契丹还要反金？

金朝（1115年-1234年），是由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建立的统治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王朝。统治时间达120年之久，其境内除女真族外，还有发展层次较高的汉、契丹、奚、渤海等族，和发展层次较低的蒙古、室韦、兀惹、达鲁古、铁骊等族。

金朝前期，金对契丹人的统治存在着很多困难，一方面尽管金朝对契丹人实行了很多笼络政策，然而仍有很多契丹人存在不与金朝合作的心理，另一方面，金对契丹人的统治还面临着外部因素的威胁，宋和西辽时时关注着金统治下的契丹人的动向，一有机会便从中挑拨离间。此外，金朝对契丹人的政策也存在一定失误。

金朝前期也就是从金太祖至海陵时期，金朝正处于初创并逐步发展阶段，而辽朝则刚刚覆灭，所以很多契丹人都思念旧国，尽管金廷对契丹人实行很多笼络政策，但他们对灭亡辽朝的金朝仍怀有一定的宿怨。

金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为了分化瓦解契丹人的力量，壮大金朝的力量，曾下诏对很多契丹人都委以高官，如耶律余睹来降后，太祖极力安抚之。

金朝也任命契丹人掌管文字方面的工作，中央颁发的文告、诏书一般都用三种文字书写，即汉、契丹和女真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照顾到了契丹人的民族自尊心。金朝还曾实行为契丹人赐姓的制度，除此之外，金朝的一些宗室大臣乃至皇帝，还曾与契丹人通婚。

太祖有贵妃萧氏，这些宗室大臣乃至皇帝与契丹人的通婚绝对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感情因素使然，其实质就是要进一步笼络契丹人。

上述一系列笼络政策的实施，在瓦解辽的势力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仍旧存在很多契丹人怀念旧国，即使他们投降了金朝，后来又有一些契丹人叛逃了。

不仅如此，契丹人还多次发生谋反作乱的事件，如天辅七年（1123年）四月，契丹九斤聚党兴中府作乱，天辅七年（1123年）三月，“耶律麻者告余睹、吴十、铎剌结党谋叛”，建议“及其未发宜先收捕。”说明这时耶律余睹就有了谋反的念头，但这次太祖并未做太重的惩罚，仍重用他。可见这时有一部分契丹人对金朝还存有敌意或戒备心理而不与金朝合作。

到熙宗和海陵时期，金朝的疆域进一步扩大，再加上二位皇帝的民族思想都比较开放，因而对于契丹人的统治方针也一如既往，且在各方面都加以扩大、调整和巩固。

使得契丹人与金朝的结合程度才较为紧密起来。然而到海陵王末年，由于成为天下一统皇帝的思想作祟，开始在全国征兵伐宋，下令尽征契丹丁壮，结果又引起了契丹人的反抗，爆发了大规模的契丹农牧民大起义。

以上说明，虽然金对契丹人实行了很多笼络安抚的政策，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契丹人中仍存有不稳定因素，有很多契丹人仍怀念旧国，对灭亡辽朝的金廷仍怀有很深的亡国之恨，而不与金朝合作，甚至爆发起义。

在金国建立之初，宋朝为了收回长期以来一直想收回但又没有收回来的燕云十六州之地，曾与金朝订立了“海上之盟”，并与金朝一起灭亡辽国。

但在宋金联合灭辽期间，双方也曾产生这样和那样的矛盾，一度引起宋人不满，于是，宋人就想拉扰契丹人以为同盟，既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又可以削弱金人的力量。因此，他们一有机会便对契丹人煽风点火，并不断招诱他们叛亡。

在金国建立之初，曾与宋订立“海上之盟”，盟约规定双方不能随意招诱人户，收纳叛亡。但宋朝仍多次招诱和收纳逃去的辽人，后来竟然还招诱辽天祚帝，即使最终未能成功。

到了宋金战争爆发以后，宋人更想和契丹人共同反金，谈不成，就不断地离间契丹人与金人的关系，以期削弱金人的势力。

如天会三年（1125年）末至四年（1126年）初，当金廷派归降于金的契丹人萧仲恭出使宋朝时，宋人将他扣留起来，试图招降他。

于是萧仲恭一行人便假意向宋朝提供情报，说耶律余睹被迫降金，此时正有意投宋反金，这对宋朝产生了极大的诱惑，于是托萧仲恭给耶律余睹带去一封蜡丸密信，信中明确表示，宋朝愿意与原辽大臣结好，共同为恢复大辽而努力。但是萧仲恭等人回到金朝后将蜡丸书交给了金廷，并未交给耶律余睹，宋朝对耶律余睹的招诱没有成功，但宋朝仍未放弃分化契丹人的活动。

海陵时对宋战争爆发后，宋廷为了瓦解金军的力量，再次招诱金朝管下的契丹人及其他族人。宋廷先后发布了《契丹通好榜》和《续榜措置招谕事件》等榜文，通过榜文，宋朝对契丹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破坏契丹人与金朝的关系，从而削弱金朝的实力。

综上可看出，宋与西辽等外部力量仍在不时的招诱金统治下的契丹人，仍在不时的挑拨离间契丹人与金朝的关系，是金朝统治契丹人所面临的外部隐患。

作为封建时代的皇帝如果说丝毫没有民族差别的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总会不断的树立本民族的威信，提高本民族的社会地位，并希望国家的权力会牢牢地掌握在本民族的手中。

金朝前期的几位皇帝依然是这样，虽然金初曾对一部分立有大功的契丹人赐以国姓，但同时也强迫一部分契丹人改换带有侮辱性质的姓氏，这说明金初对契丹人还是存在一定歧视心理的。以上这些政策很自然的会影响到契丹人对金朝的亲和力。

到熙宗、海陵时虽然其民族观念比较开放，民族畛域逐渐淡化，但他们仍然希望把权力集中在女真人手中，也不希望权力旁落。海陵王时，罢去了万户、千户承袭之制，并将国初的赐姓制度废除，如契丹人耶律元宜曾承袭其父完颜慎思姓“完颜”，这时海陵王令其恢复本姓。而海陵王这样做的目的当与防止外族“专揽威权”有着很大关系。

显然这项政策会使多年赐以国姓的契丹人感到不满。而当契丹人爆发起义后，海陵王没有及时地给予安抚，反而对契丹人开始怀疑，并用大兵进行武力压制。海陵大肆杀戮金军中的契丹人，对契丹人已不再信任，此时士兵已逃跑过半，这使他心有余悸，因为毕竟他也是契丹人，于是与其儿子也商量着要杀害海陵王。结果海陵王死在了以耶律元宜为中心的谋弑集团的乱箭之中。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王朝的民族政策对于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以及长治久安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各自民族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但是一个好的民族政策，比如怀柔政策，可以分化、淡化那种民族意识，使不同民族的人都团结成一个整体，相反一个不成功的民族政策，比如民族高压政策等则又会强化这种民族意识，最终导致矛盾不断加剧，甚至爆发全民族性的反攻。

金朝从太祖时开始到海陵时对契丹人的政策方面都存着某种程度的失误，从而使契丹人在心理方面与金朝划有界限，甚至有些契丹人还存有敌意，而不与金朝合作。

金世宗上台之时，契丹人的反叛正如火如荼，这对金世宗产生了很大震撼，且金朝前期对契丹人的统治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契丹人对金朝还存有亡国之戚，金朝还面临着外部环境的威胁，同时金朝前期的契丹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失误，因而金世宗对金朝前期的契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作了调整。

一方面对契丹人进行了较为严格的监控，严防契丹人的叛乱，另一方面也对其实行了很多安抚笼络的政策。

一、剿抚并举，平息契丹人的叛乱。

二、废除部分契丹人猛安谋克。

三、遣散契丹及重新安置。

四、任用契丹人为官。

五、安抚契丹人缓和矛盾。

调整后的契丹政策对金朝社会的发展以及其统治下的各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对金政权的后期发展以及与契丹族的民族关系等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世宗一朝也未发生较大规模的契丹人大型反叛事件，同时通婚政策的实行，也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发展，在推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些政策的实行并没有成为为子孙后世考虑的长久之计，最终也未能将契丹人笼络到金朝这一边。他对契丹人实行的迁徙政策，使契丹人失去了逃亡西辽的可能，失去了与西夏、蒙古诸部及南宋接触的可能，却使契丹人有了与蒙古诸部从东北接触的可能；将西北部契丹人迁离了集中居住区，却使东北部的契丹人数空前增多。

同时金世宗对契丹人常怀有怨恨之心，这就使他在对待国内民族的问题上不能贯彻一视同仁的原则。尽管世宗在实际执行时没有完全这样做，对契丹上层乃至下层百姓都实行了很多安抚政策，但是作为统治者多次宣扬那种民族差别，以及对契丹人采取的某些压制政策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契丹人的民族意识。

而深受世宗影响的金章宗即位后，继续贯彻执行世宗的这种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因而契丹人与金朝的矛盾仍在继续加深。虽世宗一朝因国力尚强对契丹人控制也较严格，契丹人都较稳定，但到章宗时契丹人就有了不稳定的现象。至金末时，契丹人便趁金廷势衰，防备空虚之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