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养老模式的情感机制及老年人情感需求满足状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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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楠馨，单位：南京大学

摘　要：回顾文献发现，通过居家养老以及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情感需求普遍得不到满足，抱团养老的老年人情感需求满足度明显高于前两者，且三者之间情感需求得到满足从高到低的排序为：抱团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为了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本文首先借鉴乔纳森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概念模型，建构了三种养老模式的情感机制模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解释不同养老模式的情感运行机制，认为居家养老植根于中国传统孝文化上，以家庭为单位，主要涉及代际之间的互动；机构养老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上，遵循消费逻辑，以养老院等机构为依托，老年人要处理代际之间与同辈群体之间的互动；抱团养老是现代社会发展多元文化背景下社群文化的产物，主要为基于血缘、业缘等圈子，主要涉及老年人同辈群体之间的互动。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情感社会学的五个理论问题出发，对三种模式下老年人情感生活质量进行操作化，尝试对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解释，对比研究发现，在宏观层面，居家养老的主导情绪为“歉疚、愧疚、报恩”的负面情绪，机构养老为“经济理性、漠然”的负面情绪，抱团养老为“忠诚”的正面情绪；在微观层面，居家养老呈现高交换性（互惠性程度、成本效益高低、差序格局）、高沟通性（真诚性程度、接受性程度、共享性程度）、低平等性；机构养老呈现低交换性、低沟通性、低平等性；抱团养老呈现高交换性、高沟通性、高平等性，这些因素均导致了已有现象的出现。

关键词：养老模式 情感机制 情感满足 抱团养老

一、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情感需求满足状况

（一）人口老龄化状况

美国人口调查局发布的《一个正在老去的世界：2015》称，2015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6.17亿，约占总人口（73亿人）的8.5%，预计这一数字到2050年将以每年2710万的速度攀升至15.65亿，约占届时总人口（预计94亿人）的16.7%。其中80岁及以上老人将从2015年的1.26亿上升到2050年的4.47亿。联合国人口司发布《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简称WPP2019）报告指出，2019年全球人口77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数量将达97亿，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6%，大约每六个人里就有一名65岁及以上的老人，而8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也将由2019年的1.43亿增至4.26亿。

《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2.49亿，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据中国社科院《大健康产业蓝皮书：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报告》预测，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4.83亿，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08亿，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养老问题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三种养老模式简介

中国现行养老方式主要为传统的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两种，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现行最普遍的养老模式，即以家庭为单位，父母与孩子同住，子辈抚养照料年迈的父辈。机构养老是老人入住养老院、敬老院等场所，由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照料的养老方式，进行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多为独身老人或者子女远在他乡，不能进行照料的老年群体。

除这两种方式之外，抱团养老最近几年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抱团养老在我国是一个新生事物，目前在学术界没有明确定义。一般认为，抱团养老是一种自发的养老模式，它是指具有一定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或相同性格的好友、同事、邻居等自发组织起来、基于一定的协议、自助寻找特定集中场所，通过自给自足、互帮互助的方式让老年人自主完成养老活动的过程[1]，分为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城市老人自发抱团生活以及社区半互助三种模式。出名的抱团养老案例如浙江余杭王阿姨的小别墅、天津蓟县的知青乐活大院、广西北海的老年集体户、天津新兴南里社区的六朵金花等等。

（三）老年人情感需求满足现状

在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评估编制量表时，主要关注自理能力、认知能力、情感行为、社会功能和健康养生五个维度[2]。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机构养老，情感需求都是老年人需求度最高的条目，情感需求的满足与否也直接影响了老年人的身心是否健康。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是老龄问题的深层挑战[3]。

居家养老模式中，岳瑛[4]、孙金明等[5]、和红等[6]等对城市老人的需求现状研究均表明，多数老年人最希望子女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子辈对老年人的情感支持显著改善了其心理健康。孙薇薇等[7]对农村老年人的研究也表明他们更需要情感支持。机构养老模式中，Rodriguez-Martin等[8]、黄英兰等[9]、陈瑞云等[10]、贺丽芳等[11]的研究均发现在养老机构进行养老的老年人满足情感需求的条目平均得分最高，这表明虽然老人带着许多关于家的期望和想法，希望倾听和理解[12]的美好希冀入住养老机构，但是他们的情感需求并未得到满足。吴萍等[13]对成都市某养老机构238位老人抑郁现状进行调查，发现83例（34.90%）老人存在抑郁症状，其中轻度抑郁64例（26.89%），中重度抑郁19例（7.98%），他们的情感需求满足程度普遍偏低。纪建平等[14]对196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调查，并将他们的养老模式分为常规家庭养老或社会养老、抱团养老两种，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及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对比，发现抱团养老的老人两项得分均高于常规家庭养老或社会养老的老人，抱团养老的老人情感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

通过回顾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养老模式中，对老年人情感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由高到低进行排序，依次为：抱团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这三种养老模式体现出来的老年人情感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呈现出这样的现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二、理论回顾与模型建构

（一）理论回顾

1.乔纳森社会结构和文化概念模型[15]

乔纳森社会结构和文化概念模型由以下五个假设组成。社会结构的水平和文化概念模型是乔纳森用来分析社会过程时所持有的一般性假设。如图1所示，是乔纳森的社会结构的水平模型。乔纳森认为社会现实在三个水平上展开，分别为人际互动的微观水平、社团和范畴单元的中观水平以及由体制领域、分层系统、国家系统、国家等构成的宏观水平。其中，人际互动的类型分为有注意中心的人际互动和无注意中心的人际互动两种，前者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注意中心，通过言语交流、目光交流等进行，在整个交流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中有相应的仪式，能够唤起我们的情感；后者在交流过程中要避免目光接触，如在公共空间要避免盯着别人看。中观水平的社会实现中，社团只包括组织、社区、群体三种类型，范畴指的是社会区分，如性别、年龄等。宏观层面的社会实现包括经济、政治、血缘、宗教、医学、教育等体制。

图1 社会结构的水平

第二个假设认为社会力量推动着行动者以某种具体的方式组织起来，或者相互分离，从而系统化地产生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系统。宏观水平上的社会力量为人口、生产、分配、调节、再生产；微观水平上的社会力量为情感、交易需要、标准化过程、角色、地位、人口统计指标、生态，它们推动了人机互动的形成和作用。中观水平的社团或范畴是宏观力量和微观力量交换的媒介，是行动者选择来应对压力的场所。

第三个假设认为三个水平的社会结构彼此相互嵌套。人际互动嵌套于社团和范畴单元中，后者又嵌套在体制及分层系统当中，最后嵌套于国家和国家系统之中。通过嵌套，较大的社会结构对较小的社会结构形成限制。

第四个假设认为中观水平的社团、范畴单元从终极意义上来讲由人际互动建立，在宏观水平上，体制是由社团单元网络而成，分层系统则是范畴单元的集合，情感唤醒是微观水平上改变中观和宏观社会结构最主要的基质。

第五个假设认为社会结构显示文化，文化从宏观渗入中观，再从中观渗透到微观。

2.情感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郭景萍[16]将情感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分为三个板块十二个主题，第一个板块围绕情感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展开，包括情感的个人自主性与社会受动性、情感的私人运用与公共运用、理性与情感的关系、社会合理性与社会合情性四个问题；第二个板块围绕情感互动主题展开，包括情感的社会交换、情感的沟通性、情感的平等性、集体行动的情感逻辑四个问题；第三个板块围绕情感现实生活展开，包括情感生活方式、情感文化、情感与社会情商、社会情感风险与社会调控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对三种养老模式的情绪需求满足进行对比，因此对上述十二个主题进行筛选后，主要从情感的个人自主性与社会受动性、情感的社会交换、情感的沟通性、情感的平等性、情感生活方式五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

情感的个人自主性与社会受动性理论认为，情感既有个人自主的一面，也有受社会决定的一面。情感自主性即人的情感具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能力，个体是情感直接承受主体，常见的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情感的社会受动性认为情感由社会遗传因素和社会外部环境决定，主要有三层意涵：一，情感承受主体虽然是个人，但因为其在社会中完成，因此形成性质是社会性的；二，情感的运行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运行模式是社会性的；三，情感的反应结构是各种价值的思想集合，是“社会之镜”。

情感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的情感交换如同物质交换那样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情感是一种资本。情感交换遵循五个原则：情感交换的互惠原则、情感回报的不可替代原则、情感交换的成本效益原则、情感交换的社会吸引原则、情感交换的差序格局原则。

情感沟通性理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除了基于利益的交流，更多是基于意义的交流。情感沟通必须满足真诚性、接受性、共享性、平等性原则。接受性即能在交流中使接收到有关的情感信息，或者对自己产生情感认同。共享性即情感理解需要共同的体验。

情感平等性理论强调无论是情感交换还是情感交流都必须遵循平等原则，即在满足个体的情感权利时，不能损害他人的情感权利和情感利益。情感的不平等性表现在情感的选择际遇不同、情感的回报有高低之别、情感交流的不对等性、情感之间的剥削现象四个方面。

生活方式就是人们生命活动模式的综合，情感生活方式要素包括情感生活内容、情感生活形式、情感生活手段、情感生活质量四个要素。在本文中，不同的养老模式即为不同的生活模式，也即不同的情感生活方式。

（二）模型建构

首先，本文借助乔纳森“社会结构的水平”模型建构如图2所示的初始框架，分别从微观人际互动、中观社团单元、宏观体制三个方面，对影响居家养老、机构养老、抱团养老的社会力量进行更细致的区分，其中在微观人际互动层面主要关注有注意中心的人际互动。

图2 三种养老模式社会结构模型初始框架

图3 三种养老模式对比维度划分

其次，从情感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个人自主性与社会受动性、情感的社会交换、情感的沟通性、情感的平等性、情感生活方式五个方面出发，进一步对处于结构中的三种养老模式的情感进行操作化对比，操作化结果如图3所示。

如图3所示，情感生活方式包括养老模式和情感生活质量两方面，养老模式的情感需求满足程度通过情感生活质量高低进行评估。情感生活质量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进一步操作化，宏观水平包括三种养老模式中不同文化的主导情绪、情绪的正向与负向、社会受动性强弱三方面；微观水平包括交换性理论、沟通性理论、平等性理论三个方面，其中交换性理论通过互惠性程度、成本效益高低、差序格局进行评估，沟通性理论通过真诚性程度、接受性程度、共享性程度评估，平等性理论通过平等程度进行评估。

三、三种养老方式的情感对比分析

（一）三种养老模式的情感机制

通过阅读文献细化分析，分析得出如图4所示的三种养老模式的情感机制。

图4 三种养老模式社会结构及社会力量

居家养老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宏观上植根于儒家基于血缘关系的“孝道”文化，中观上以家庭为单位，微观水平上要处理的人际关系主要为代际关系，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机构养老这一模式在中国古代也出现过，如梁武帝时期的“孤独园”，唐肃宗时期的“普救病坊”，南宋时期杭州的“养济院”等，但是这些老人均由国家赡养。现代机构养老均需自费，其在宏观上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通过商业运作的模式对养老院进行管理，老人通过缴纳一定的费用获取相应的服务，遵循资本的互换原则，所有获取的服务均明码标价。通过机构养老的老人，在微观上不仅要处理代际关系，还要处理同辈群体之间的关系，代际关系主要为老人与机构护理人员、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同辈群体关系主要为老人与养老院其他老人之间的关系。抱团养老是现代社会养老模式的新实践产物，抱团养老的老人多基于趣缘、业缘、地缘等关系，呈现出多元性及个体自主性。因此其在宏观上遵循现代社会逐渐多元化、个体化的文化背景，通过“圈子”这个中观组织，将具有某些相同特点的人聚集在一起，是一种社群文化或者说社团文化，抱团养老的老人在微观水平上只需处理好同辈群体之间的关系即可。

对比三种养老模式的情感机制可以发现，微观水平上处理人际互动关系的复杂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机构养老>居家养老>抱团养老。通过机构养老的老人不仅要处理两种类型的人际互动关系，且这两种关系相对基于血缘的代际关系与基于趣缘等的同辈群体关系而言均更加松散，处理难度更大。居家养老和抱团养老虽然仅需处理一种人际互动关系，但是代际之间由于成长社会环境的影响，往往在价值观及其他认知方面存在无法消解的冲突，这使得处理代际之间的互动难度大于基于相似人生经历的代内之间的互动。宏观水平上的分析在第二小节具体说明。

（二）三种养老模式情感需求满足情况对比

对不同养老模式情感生活质量进行对比，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三种养老模式情感生活质量对比

宏观水平，居家养老受传统孝道文化的制约，孝的本意在于事亲，儒家将其与仁连接起来，形成“报本反始”的天人认知框架，其基本运行方式是由亲子关系形成的互报模式与情感的角色化。核心依据在于关系设置上的不对等性所产生的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歉疚与报恩[17]。因此孝道文化主导的情绪为“歉疚、愧疚、报恩”，歉疚、愧疚是一种典型的负向情绪，它使人们关注道德规则，并遵循儒家所建立的一套伦理制度来缓解内心的愧疚感。机构养老受资本主义文化的制约，在这种消费主义逻辑下，情感本身成为商品化的客体，成为一种商品，因而其情感最突出的表现为经济理性[18]，经济理性是一种漠然与操纵的情绪，不需要负担过重的情感责任，也是一种负向情绪。抱团养老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社群文化的一种体现，抱团养老的老人之间形成一个圈子、一个共同体，共同体的核心是共同情感，他们对重建共同体的强烈需求也即是重建共同情感纽带，让他们能真正体验到归属感和意义感，这需要他们对这个共同体的强烈认同，及对共同体最大限度的忠诚[16]，因此忠诚是抱团养老模式中的宏观主导情绪，是一种正向情绪体验。三种模式的主导情感均表现为强社会受动性，将情绪体验负向性强弱由高到低进行排序依次为：机构养老>居家养老>抱团养老。

微观水平上，在社会交换性理论的差序格局维度，居家养老之间的情感连接主要为亲人间包含了责任、照顾、耐心、专注等执着的感情；抱团养老为朋友熟人之间洋溢着关心、欣赏和钦佩之类的热情；机构养老主要为生人之间帮助、信任、了解与尊重等谨慎的情感。因此居家养老和抱团养老的互惠性程度均高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和抱团养老的成本与效益基本持平，机构养老的成本大于效益。在沟通性理论层面，由于互动主体之间的亲疏程度差异，一般而言，居家养老和抱团养老表现为高的真诚性程度和接受性程度，机构养老则比较低；由于代际差异的存在，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表现为低共享性，抱团养老表现为高共享性。同理由于代际差异以及主导权的转移，抱团养老的情感平等程度高于居家养老及机构养老。

综上所述，在从宏观和微观水平上对三种养老模式的情感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对比后，可知生活质量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抱团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也即抱团养老的老年人情感需求最容易得到满足，居家养老次之，机构养老最末。

四、总结与反思

（一）总结

本文首先借鉴乔纳森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概念模型，建构了三种养老模式的情感机制模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解释不同养老模式的情感运行机制，认为居家养老模式植根于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上，以家庭为单位，主要涉及代际之间的互动；机构养老模式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上，遵循消费逻辑，以养老院等机构为依托，老年人要处理代际之间与同辈群体之间的互动；抱团养老是现代社会发展多元文化背景下社群文化的产物，主要为基于血缘、业缘等的圈子，主要涉及老年人同辈群体之间的互动。

其次，从情感社会学的五个理论问题出发，对三种模式下老年人情感生活质量进行操作化，尝试对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解释。对比研究发现，在宏观层面，居家养老的主导情绪为“歉疚、愧疚、报恩”的负面情绪，机构养老为“经济理性、漠然”的负面情绪，抱团养老为“忠诚”的正面情绪；在微观层面，居家养老呈现高交换性（互惠性程度、成本效益高低、差序格局）、高沟通性（真诚性程度、接受性程度、共享性程度）、低平等性；机构养老呈现低交换性、低沟通性、低平等性；抱团养老呈现高交换性、高沟通性、高平等性。

（二）反思

情感社会学认为，情感蕴含在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之中，人类能够表达和释放大量的情绪状态，情感常常被用来铸造社会关系，建立和保持对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承诺，抑或摧毁社会文化缔造的文明。微观人际互动的情感唤醒最终导致中观和宏观水平的文化改变。抱团养老虽然有利于情绪满足，但也不免产生复杂感情纠纷，进而导致社群的崩溃，因此如何尽量减少或者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还需进一步的实践。

社会应当为满足社会成员的情感需要创造条件，保证人们正当情感权利的实现。抱团养老在老年人情感需求得到满足方面明显优于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但是抱团养老目前在我国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因此可以考虑提供相关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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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江苏老年学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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