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老人，被欲望击垮的晚年

　　本文授权转载自“真实故事计划”

　　作者：秦月

　　我是一名护士，在成都一所公立医院的消化内科。正常来说，我们只需要处理一些常规疾病，病人来自周围小区，交上一千块钱的门槛费，住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

　　四川省内凉山地带，一直是缅甸云南向内地运毒的必经路线，相比于一般的城市来说，作为四川省省会的成都，艾滋病患者更多，我们科室也偶尔会遇到病患。

　　遇到的第一个艾滋病人是个普通的个体户老板，三十多岁，打扮体面。一开始只是因为吃不下饭来看医生，但是一项项检查做完都没问题，最后发现是HIV 阳性。

　　医生把他请到办公室去谈话，进门之前兴高采烈和病友聊天，出来就像换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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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于这种被突然发现的情况，艾滋病在老年人里蔓延的速度更让我惊讶。2017年，老年人首次被国家列为艾滋病防控的重点人群。不过，和年轻人输血、吸毒、高危性行为多种传播途径不一样的是，老年人的患病途径异常单一。

　　这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叫车庆林的老人。

　　二

　　14年春天，很平常的一天。我在住院部，刚升为护理组长，管理十二张病床。这天急救车送来了一个晕厥病人。

　　他就是车庆林，年龄62岁，头发白了一半，长期从事体力劳动使得他脸色黝黑，看起来像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安静躺在病床上，我给他量血压，他伸出手，手指蜷缩如鸡爪。

　　介绍完病区环境和主管医生，我请他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他有些不知所措，我又解释了一遍，把笔递给他。“哎哟，我好多年没写过字了。”接过笔，他有些不好意思，以一种别扭的姿势用力攥笔，一笔一划在签字栏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字迹很重。

　　我告诉他，住院病人要留家属联系方式，他踌躇半晌，写下歪歪扭扭的车庆松三字，关系一栏他写下“哥哥”。我和他说关系不能写哥哥，要写“兄弟”。

　　“老师，给你添麻烦了。”我给他重新拿了张签字单，他这次正确填完了。

　　“还有电话。”我指着联系方式一栏提醒道。“我不记得，要看看。”他从外套里掏出一只老式诺基亚基础款手机，一个一个翻出电话号码看，入院介绍和签字花了半个小时才完成。

　　输液的时候为了缓解他的紧张，也为了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一边操作，一边和他聊天。

　　他是位农民工，曾经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儿子。但是由于夫妻感情不和，两人早早就离了婚，之后的这些年也没有再婚。

　　“你儿子多大了?”我好奇地问道，心里纳闷他为什么联系家属没有留儿子。

　　“二十八了。”

　　“做什么工作哟?”我笑着问。

　　“成都的银行上班。”他嘴唇紧闭，抬头专注看起电视，可能和儿子的关系不大好。

　　三

　　车庆林的体重在三个月之内下降了十二斤。

　　一开始，由于他的血液分析结果，主治医生怀疑他是白血病。住了一个多星期，症状却没有减轻，脸色发黑，嘴巴发白起皮，肋骨根根突起。

　　医生给他做了两次骨髓穿刺，一寸多长的钢针打入他的髋骨，粘稠的淡粉色骨髓被抽出。他疼得咬牙切齿，却能坚持不动。

　　两次结果出来，没有明显异常，大家想起了另一种会引起发热和白细胞增高的疾病，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HIV抗体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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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庆林得的不是白血病，是艾滋病。在下午安静的走廊里，我扶着他去办公室。知道结果的时候，他张大嘴巴，露出几颗黄黑的牙齿，保持这个姿势好几秒。我们以为他不知道什么叫艾滋病，正准备向他解释，他却动了，脸上似哭似笑，轻轻叹了句：“咋是这个病?”

　　我们心里也是崩溃的。他在科室内住了大半个月，大半的医护人员都接触过他的血液。科室里一片死寂，护士长拿来了职业暴露表格单，我们围着长长的办公桌，写下自己的名字。

　　在医院，这样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一次又一次的担惊受怕后，我的心早就麻木了。大多医护人员都是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者，因为明天真是太飘渺了。填完表格，每个人抽了一管血送去化验，然后继续工作。

　　等到他消化了一天，我们委婉建议他转院接受专业治疗。他听了我们的建议，摇了摇头：“还是算了吧，就住这里，不折腾了。”传染病医院在市中心，是一家很有名气的三甲医院，各种费用都比这边高出三分之一。虽说艾滋病国家有补助，可是那只是艾滋病的药品费用，用药检查都需要他自己掏钱。另外一个问题是，市中心离他家有三十多公里，带东西、家属照料都不方便。

　　“还是你们这儿的老师和气，我信你们。”他轻笑着说道，眼神中却有说不清的东西，我不敢看。大家知道，他再信任我们，这个病也没法治好。

　　我们只能把他转进单人病房，每天进行空气消毒和地面消毒，垃圾专门放置。

　　四

　　自从知道自己患上艾滋病，车庆林变得沉默起来，不是在睡觉就是发呆，电视不看了，病房不出了，安静得可怕。

　　考虑到他的情绪，在不涉及血液和体液接触的情况下，我和医生尽量不戴手套与他肢体接触。慢慢地，他开始愿意回答我一两句话，但一问到染病的途径，他就把脸扭过去对着墙。

　　可我们要上报，没有办法，只能通知家属。车庆林的哥哥、弟弟和老母亲围在病床周围，老太太哭成泪人，两个兄弟连病床都不想靠近。我们让车庆松和他交谈之后，他才承认由于单身多年，和一些失足妇女有长期的不洁性生活史。

　　“我这是活该啊?”他低垂着脑袋，看不清表情。

　　“你不要这么说。”

　　“你为啥子不再婚?”医生合上病历问他。

　　“没得钱，有哪个女人愿意跟着我。”他自嘲一笑，“离婚后，我的生意就赔了本，去外面打零工，工地上爬滚，女人看都不看我一眼。谈过一个，是个离了婚带孩子的，在工地上烧饭，只好了一年就散了，天天就是找我要钱，根本不想和我正经过日子。”

　　“你怎么不用安全套呢?”医生叹口气，“社区有免费发放的。”

　　“羞都羞死了!人家要戳断脊梁骨的!”他摇摇头，“我哪敢去拿?这样的新鲜玩意儿，拿了我也不会用。”

　　他又加了句，“她们也没说要用。谁晓得会得这个病?那不是外国人得的吗?”

　　五

　　车庆林嘴里的“她们”是一群徘徊在工地附近的妇女，我也见过一次。

　　有次我和同事出诊回医院，路过一片偏僻的工地。一个大姐过来敲车窗户，我在后座睡觉，听她殷勤地邀请开车的男同事下去玩玩。

　　那些妇女年纪不小，从三十多到四五十岁不等，专找些单身汉做生意，看见车就拦，一次只要二三十。

　　抛弃掉生活的希望后，性的获得变得简单，快捷又经济。

　　“他没文化，什么都不懂。”站在走廊尽头，车庆松一脸嫌恶，“这真是丢人!老车家的脸都丢尽了，他不光害了自己，还要害大家。”他望着我们，一脸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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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如得白血病，那个至少不传染。”弟弟皱紧眉头。

　　医生建议家属把车庆林接回家，度过最后阶段。“那不行。”车庆松大叫道，“他这个病，不能回家，就在医院里。”我注意到，车庆林的嫂子弟妹和姐妹都没有来。

　　“对，回去怎么行?”弟弟也连忙摆手。

　　我说他现在的情况必须需要一个看护，没有家属留陪，绝对不行。车庆松犹豫了半晌，说他一定想办法。老母亲一直站在边上抹眼泪，说完话，他们逃跑一样地拉着老母亲匆匆而去。

　　六

　　车庆林再也没能离开医院。

　　住到一个月的时候，他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先是发高烧，每次体温都在41°以上，酒精擦浴、退烧针都没有效果。高温一直持续，他的脸像一块烧红的炭，看起来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实习生和新来的护士都不敢进他的病房。

　　好不容易退烧了，他的身体开始脱皮，红彤彤的胳膊看起来十分诡异。打针时，压脉带一系，整条胳膊就变紫;压脉带一松，皮肤就裂开，血液顺着手臂流下。血管变脆了，一个新扎的留置针，用了不到一天，再次输液时，皮下渗出一个大包。

　　有次他正和我说着话，突然开始剧烈咳嗽，好几分钟后，他才缓下来，松开捂着嘴的手，我看见手心里都是血。

　　“秦老师，我怕是不行了。谢谢你们，现在也就你们不嫌弃我了。”他说。对我们，他一直怀有很强烈的负罪感。平时有眼生的护士来量体温，他都要向特别说明：“我是艾滋病，你们要小心。”电子体温计，根本不会接触皮肤。

　　然而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开始神志恍惚，一瓶液体还没输完，手上的针就被扯落。

　　艾滋病晚期，需要专人照看，医院连个上特护的人员都抽不出，只好再次联系他的家属。

　　医生给他的兄弟打遍了电话，家属们不愿意来医院照看病人。请护理员，他们的条件差，出不起钱，这个病给钱估计也没人来，最后家属告诉了我们车庆林儿子电话。

　　电话打通了，来的却是个黑胖妇女。

　　七

　　“我是他从前那个。”她的嗓门很大，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涤纶衣服，一张脸圆乎乎的，看不出年龄。这是他的前妻。

　　她有着川渝地区特有的干脆泼辣，我把手套口罩给她后，她收起来，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一边看着吊瓶一边绣十字绣，两米长的孔雀牡丹，上面密密麻麻爬满五彩绣线。

　　车庆林扭动手臂的时候，她套上手套，胖乎乎的大手按住他胳膊肘。“莫要板!你都这样了，莫要再害人了。”她来了后，车庆林虽然还是神志不清，却没有之前的狂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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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她怎么愿意接下这档子差事。她苦笑：“莫得办法呀。他们都不来，喊我儿来，我儿今年婚都还没有结，我替我儿来，我个老太婆，我不怕死。”

　　“他就是害人。以前年轻挣了钱，在外面找女人，把钱给外人花，不然我们也不会离婚。”她朝昏睡的车庆林努努嘴，“老了，还是死在女人身上了。”

　　她离婚自己带着孩子，开一家小饭馆，后面又嫁了个老实人，一人养家，供儿子上大学，没要车庆林一分钱。

　　她嘴里骂，心肠还是软。车庆林大小便失禁，床上得铺一次性床单，上面再铺护理垫，臭气冲天，她力气大，一把将病人翻身，动作极快的擦洗，一人能顶两个护工。

　　车庆林的儿子在休息时也会过来，高高胖胖一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衣深色西裤，看起文质彬彬，一点也不像车庆林，他像母亲更多些。他总是坐在医生办公室，听医生一边写病历一边说。他的话很少，提起父亲来低着头，声音很轻。他在病房的时间也不多，通常是看一会儿父亲，和母亲说几句话后安静离开。

　　车庆林早就不认识人了，对着儿子也说不出话。但他还记得前妻，她喂饭，他会听话张开口;她和他说话，他会哼哼回应两句。我用电筒照他的瞳孔，指着人问他：“车庆林，这是谁?”

　　“这是我老婆。”他的脸上带着一抹笑，完全忘了他们已经离婚多年的事实。胖妇人站在一边，仰着头望着窗外，使劲眨巴眼睛。

　　住满两个月的时候，他开始长时间昏迷，医生建议让他回家。这边农村的风俗，病人在自己家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好。家属们却纷纷摆手，依旧不同意。

　　车庆林咽气不久，抬尸人就赶了过来，一个黄黑相间的PU袋子包裹住他，两个工人轻松扛起他。

　　他的家属们走得匆忙，既没有在病区烧黄纸，也没有在楼下放鞭炮，无声无息地就奔向了火葬场。

　　作者秦月，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