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上周末，在北京怀柔区一家名为“北京航天朗勤生态产业园”的园区内举办了一场活动，看上去是一场普通的航天知识讲座。此前，老人们以航天产业园一日游的名义被招徕到这里，每人只需花费49元，就可以得到从东城区到怀柔区往返近百公里的交通旅游、一顿午饭，以及免费赠送的一袋“太空蔬菜”。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除了有一些航天知识的普及之外，讲师卖力讲解的是一款名叫“航力片”的保健品。
随后，在座的老人们被告知，可以以20元的价格去“航天朗勤”的协议单位做骨密度测试。测试完之后，会有专门的航天医学专家一对一地讲解每个人的骨密度测试报告。
此外，讲师还推荐了一款“颐天元草”的保健品，这款号称包含航天搭载过的赤灵芝、大花红景天、冬虫夏草等中药材的保健品，据说有帮助睡眠、提高免疫力、调节内分泌等功效。
但在讲座结束后，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说，购买“颐天元草”每年的费用为13680元，如果诚心买，可以帮忙调货。
北京航天朗勤生态产业园是什么来头?这家自称是航天五院502所下属机构的“航天朗勤”公司，在工商登记资料中是由两名自然人股东于2012年5月29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包括股东变更、公司历史沿革中，也显示不出其与航天五院或502所有任何直接关联。
航天朗勤在其公司门口挂出了多个专业机构的授权牌匾，其中有2011年9月5日的“国际人与自然生态安全科学院实验基地”、2012年5月17日的“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单位”、2012年10月10日的“中国农业大学太空草业育种基地”。记者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中，没有查询到“国际人与自然生态安全科学院”这样中文名称的机构。
科技部火炬中心向中国之声发来的书面文件中称：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北京航天朗勤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火炬中心对2012年及以后立项的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进行核查，没有发现名为“北京航天朗勤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承担单位。
而中国农业大学一位工作人员称，经查证，学校没有“太空草业育种基地”这个项目。
需要说明的是，讲师所推销的包括航力片、颐天元草、“天曲”牌益脂康、益压康在内的产品，都是在食药监部门登记备案的正规保健品。在当天的活动中也的确没有强迫购买等不法行为。而这些，也是目前很多保健产品营销的普遍做法。
除了这种“旅游营销”的手法之外，还有“讲座营销”。在河南郑州，有实体门店针对老年群众推荐一款保健座椅，每天上、下午各一节课，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试用产品。营销人员明确表示，这款保健座椅不能说治病，但坚持坐肯定有效果，“调理慢性病，感觉有效果想买就买，不想买尽管坐，不强求。”
记者询问了该产品销售点门前的老人对产品效果的评价，其中有两位老人特别热心：
老人甲：能治病，非常慢，这是没病防病，有病的慢慢也可以，有的3到5天就有效。
老人乙：我原来血压140，现在120，对血脂高好的很。(坚持)半个月或者十天二十天，多少有好转。
不管卖的是保健食品还是保健器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总让它的目标群体觉得有便宜可占。但是，这些人搭着时间精力贴钱陪你玩，为了什么呢?
去年，浙江温州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整治针对老年人的保健产品营销乱相。去年9月，鹿城区市监局工作人员赵雯(化名)以应聘的名义“卧底”了一家保健品营销企业。赵雯说，半个多月的“卧底”工作节奏很紧张，“他们早上很早起来，晚上下班后还要开内部会议培训员工，就是怎么跟老人交流，怎么套近乎，还有研究一些话术。他们也很辛苦，一般晚上都要九点十点左右才能结束。”
除了应付日常的“推销”工作，赵雯每天还要写工作日记，记录当天的活动。10月7日的日记有这样的内容：“上班没有任何培训，店长只要求我服务好老人，和老人聊天、端茶送水、按摩、量血压、测血糖……”
10月10日，店长召集业务员召开“稳客会”，这是“宰客”的关键环节。老人们被告知，只要缴纳128元就可以享受“高端手表+名医专家+身体体检”的套餐。
10月11日，80多位老人被安排到医院参加体检，所有体检结果全部被公司收走。
赵雯接受采访时总结说，这些保健产品的营销一般会找些所谓的“专家”以关注老年群体健康的名义伺机推销保健品，甚至歪曲使用媒体的新闻报道为保健品做“背书”，然后在所谓“专家”一对一的诊疗阶段，进行洗脑式宣传。赵雯说，所谓的“专家”一对一诊疗阶段，分别由四个“专家”在四个房间进行。这一阶段，“专家”和消费者在一个密闭房间中进行一对一交流，将事先早已为每个消费者量身定做的营销方案拿出，渲染体检结果的严重性，让消费者产生极大的恐惧心理，并且进一步虚假宣传产品的溶栓、消栓、预防疾病的功效，消费者在这种紧张恐惧的气氛下很容易被洗脑，从而购买产品。
温州市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卢更生认为，这些“嘴上关心你的健康，眼里只有你的养老钱”的营销方式，对个体是谋财害命;对家庭是离间亲情，更严重是对年轻群体的危害，“一些小年轻认为骗老人能够发大财，成为一种发财的捷径。因为这种门槛低，一学到这样骗老人的技巧后，他就出来自己开店，自己招人，泛滥开来，导致成为全国性的问题。”
卢更生坦承，这些行为精准打击起来的确有难度。首先是“反洗脑”的工作，很难抵抗“一对一”的个性化洗脑行为。他说：“我们不会像那些销售人员想骗你钱那样跟你套近乎，给你按摩，在心理上先给你打一种亲情牌，老年人觉得这是替我着想。而我们的宣传是提醒你如何防范，而不是对每一个人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地进行宣传。”
而且，这些营销者也在根据监管部门的打击随时进行有针对性地修正，以至于发展至今，形成了“分阶段看不违法，整体考量又不合法”的局面。卢更生认为，更关键的是，一些被骗的老人到最后也不认为自己受骗了：“有些老年人一旦入了套就不清醒了。儿子跟他这么亲，儿子讲话他就不听。凡是一个陌生人对你好，都是想你兜里的钱。但是往往他认为陌生人有灵丹妙药，亲人都害她。所以把自己的钱一步一步送给别人。”
卢更生表示，打击有难度不等于监管部门可以袖手旁观。比如，监督管理好保健产品的生产企业就是办法之一，“首先在源头上，保健品的生产企业不能跟经销商沆瀣一气。主要是源头监管，我们没监管住，才导致在销售环节管起来有难度，鹿城区的探索已经表明，只要我们认真、真正思考，沉下心去研究，没有打不掉的。”
不可否认，保健品经销商的一些反监管行为，的确给管理部门出了一道难题，但这道难题更是出给整个社会的：这些所谓保健品的推销者，以长时间与老人的接触沟通为形式，实际上眼里却只有“钱”，一旦老人的子女有丝毫的阻挠，为了顺利地卖出产品，他们就会离间老人与子女的关系。可以说，比起这些企业在营销产品时所获利益，营销过程中对家庭关系的破坏与瓦解，更值得人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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